当代唐人艺术中心荣幸地宣布，将于3月11日下午4点在北京798第一和第二空间，推出赵赵的双展“答案在风中”、“漫长的一天”。展览由崔灿灿策划，展出百余件作品，勾勒出赵赵从2016年至今的艺术线索。这是继2022年在上海龙美术馆和澳门艺术博物馆的个展之后，赵赵的又一次重要大展。

 

 

 

赵赵的一天

 

这是关于赵赵展览的狂想，它可能是一本小说，一篇自传，一部游记，亦是一位艺术家追求真理的哲思之作。故事讲述了赵赵7年间的创作，由4个篇章组成：“禅与摩托车的维修艺术”、“答案在风中”、“西部三部曲”、“漫长的一天”。

 

 

禅与摩托车的维修艺术

 

1968年，深受精神分裂折磨的哲学家罗伯特·梅纳德·波西格，开始了一场由东到西穿越美国的旅行，之后写就了影响几代人的《禅与摩托车维修艺术》。那时他并不知道，脑海中受困于西方哲学的二元对立和二分法的模式，即将在这次旅途中释然，他所留下的哲思，成为多年后美国多元文化存在的基础。

 

书中讲述了波西格旅途中的见闻，途径的各段公路，遭遇的各式天气，夜晚旅馆的谈话，机车维护和修理的技术等日常生活。在夜晚和清晨，他遐想和讨论的话题从西方苏格拉底以来的哲学，到当时现实处境，科学与艺术，知识与价值，精神与物质，古典与现代生活。狂热的思想将波西格折磨的几近崩溃，在路途中他不断地写下感想，写下与友人的对话，与自己的对话，以寻找内心的宁静。直到旅行的尽头，看到大海的那一刻，波西格找到了生命的真谛，完成了与自己的和解。

 

禅与摩托车维修，两个毫无关系，甚至互为矛盾的事物，却在这趟旅途中产生了一种奇妙的联系。书中摩托车维修成为客观的外部世界，禅却成为主观意识的化身。波西格反复强调“对待机械的态度”，反对那些排斥科技的人的自欺欺人，逃避现实，如何在科技正在客观地改变着我们的现实里，在对摩托车这个现代工业产物的维修和磨砺中，寻找个人的主观意识和精神世界：“佛陀或是耶稣坐在电脑和变速器的齿轮旁边进行修行，就像坐在山顶和莲花座上一样自在。”

 

数百万的销量，成为1970年代的超级畅销书，给西方人带来了神秘的“禅”，来自东方超然于世界的方式。“禅”像一剂良药，注入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摇滚乐、迷幻药、身体大解放，逃离西方理性规训的神秘主义者，远离城市的自然主义和环保主义者，痛恶金融和资本的脏辫、哈雷族、流浪者。他们面对现实的巨变，困惑而又无所适从，面对科技的日新月异和人文主义的冲突倍感失落，沉闷无聊的现实世界，让他们的精神无处安放。但他们又极度理想，渴望和平和世界大同。他们逃避现实，接近虚无，却善良的在旅途中接纳每个陌生人，无条件的爱。

 

赵赵的新作《禅与摩托车维修艺术》便取自这本小说。和书中的内容一样，赵赵为我们呈现一个相似的场景，一张巨幅的描绘中国石窟造像的画作，像是禅的化身，一辆复古版的摩托车矗立画作前方，画作中温暖的灵光和机械的冷峻共同组成了一件完整的作品。这辆纯手工打造的拼装摩托车，有着极为精准的结构和机械原理，它象征科技与工业时代的结晶，具有波普艺术一样的流行美感，极简主义的现代构造；背后画作中的造像，在一片恍惚而又斑驳的粉色迷雾中，不时地显露着情感的呼吸起伏和精神的灵光，它继承了人文主义的传统，与机械理性如此格格不入。

 

然而，“禅”并不存在于造像之中，“禅”从来不是图像与符号，摩托车的维修也并非机械的冷漠，它有着路途遥远的情感，有着复古的心绪，牧人和马儿，猎人和鹰犬的亲密关系。骑行者波西格在不同的天气中总是需要和它合二为一，以应对旅程中的变化，在修理的过程中，它是每天需要解决的困境，也是生命中面对的“业障”。

 

“摩托车”在这里变成了一个主体的隐喻，它需要面对各种客观现实的变化，反复地维修和调整成了主体客体关系的常态。于是，这件《禅与摩托车的维修艺术》将古老东方的石窟与1980年代的摩托车拉扯在一起，将传统技艺的二维画作和立体的工业品组合，成为一个没有时间和空间障碍的关系。

 

在这个关系中，“禅”并不孤立的存在，它既不是画作，也不是摩托车。“禅”在两者的矛盾之间，在“既不是这般，又不是那样”之间，日复一日地去磨练，去解决主客体之间的冲突。或者说，这种矛盾的关系，成为对赵赵过往作品的总结，在过去的7年间，比比皆是，一个工业时代的螺丝，一件中国古代的玉琮，在相隔7000年的时空中，有着相似的形式，却有着不同的功能、意义和命运。

 

赵赵并不是以一件作品去解释“禅”的含义，而是以《禅与摩托车维修艺术》的故事，将我们引向“禅”作为一种远方的世界，在个人无解的困境中，在面对现实磨砺时，如何去寻找瓦解主客体的二元对立的方式，获得与自我对话的可能，并最终寻找支离破碎的文化的整合之道。

 

1974年，白南准创作了他最为瞩目的作品《电视佛》，一尊18世纪的佛像对着电视机中自己实时的影像，进行冥想打坐。“双方”彼此凝视，像是一个闭合的回路，陷入一种“永恒的时刻”。这件作品在新兴科技和东方禅宗同时在西方大为流行的1970年代，揭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之间对峙和对话的隐喻。他将东方哲学与影像技术两种形态进行了最为精彩的结合，铜佛面对自己的镜像，成为个体思考自我的经典哲思，也成为艺术家对自己和现代性不断发展的重要反思。

 

亦如，赵赵在7年间的创作中自我的对话与超越，寻找“自我”的漫长旅程。波西格在追求“真理”的路上充满艰辛，科学并不能提供想要的答案，他甚至觉得“科学甚至无法教我如何理解与我同坐在教室里的女生”，他对科学的信念逐渐丧失，由此开始学习研究东方哲学和文化，以期望在佛像和禅宗中解开他的迷茫与困惑，然而越发地思考，却越发地意识到自身的无知。

 

 

答案在风中

 

展览展出了赵赵从2016年至今的艺术线索。谈论这7年的风格，给出答案，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这些风格取决于赵赵使用的媒介：绘画、装置、影像、行为、档案和现成品的整理。显然，这种极为多线的创作方式，没有将赵赵固定在任何一种刻板印象中。风格又取决于作品形式的构成元素，比如美感、结构、秩序、罗列与组合等，赵赵亦使用着混合的语法，有观念艺术中的双关语、互文性，灵感与概念的关系，也有现实主义中道德和价值立场的承载，现代主义的形式、情感或是抽象的意味。

 

和赵赵新作《中国文物-商》蔓延几千年的青铜器一样，这些艺术风格来自于一段漫长的历史。其它几件中国文物系列，又将这段历史的跨度，引向数万年的时空：画中远古时期经几十亿万年形成的雅丹地貌，公元前2世纪-5世纪的交河古城，5000多年前良渚时期的玉琮，新近1970年代的现代摩托，1990年代的丰田越野车。这些原本不属于同一时空的事物，在赵赵的作品中彼此双关，互为凝视，如“缘”一般，妙不可言地相会。

 

然而，如何看待这段漫长的历史中各种艺术流派、各色器物之间的关系，成为我们认识和解读这条河流的密钥。如果我们把历史看作一种接续，文明总是能超越时空的焕发它的活力，人们在物质和精神世界的传统中不断传承，这些远古时代的中国文物仍在影响着今天。不远处，十几公里外的东三环，高耸的泰康大厦仿造了古代玉琮的造型，遵从了礼器的做法，硕大的纪念碑形态，神秘不可知的形象，成为现代城市中的独特风景。它和那些未来主义的建筑一样，有着超越此刻和现实，超越时代情绪的永恒意味。曾经作为礼器的商周时代的青铜器，也成为赵赵画中风景里停留的静物，它穿越各个时代，言说着那些缺乏文字记载的未知故事。也因为对它功能和作用的不解，它超越了“实用”的意义，成为一件件神秘而又精美的艺术品。

 

但如果我们将历史理解为一种变革，文明的发生总是在“否定-创造”的二元对立模式中寻找活力。随着生产工具、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改变，技术总是迭代技术，风格总是覆盖风格。艺术的创造总是活跃于对已有艺术的反思、怀疑、批判、想象力之间。艺术史的美德，便是在于对艺术本质的一种辩论，一种不认同和抗争，从而形成新的艺术，推动艺术学科的发展，讲述新的故事。这也构成一种看待赵赵作品的视角，无论是新作《中国文物》系列，标题中良渚-商-周的朝代更迭，还是展柜中分属于不同时代和地区的艺术之间巨大的戏剧性张力。

 

借此视角，我们才能意识到这些作品、器物在价值和立场上的矛盾，工业性与绘画性，观念性与戏剧性，古代文明与现代情绪，个体审美与时代诉求，东西方世界观之间的冲突。这种矛盾在现代生活中一览无遗，无处不在，人们穿行在故宫和798之间，穿行在各式主义的建筑交杂林立的城市之中。庞杂的信息不断地打乱个体的心绪，我们分享着来自世界各地，来自不同历史文明的塑造与经验，我们需要每日每夜的处理着复杂而又多元的现代生活本身的冲击，文明之间的排异反应，已达成自身的笃定与安宁。例如赵赵作品中的影像，深受现代技术变革的影响，而画作中笔触的灵光，又来自古典主义灵魂的游荡。然而生活在当代的赵赵，无法在任何单一的方向中安身立命，它需要在风格和风格之间，找到一种视角，将现代社会作为一种复杂性和多元性的分裂，进行文化上的考量，以解释我们当下生活的真相，只属于这个时代的、真实的文化处境：我们不再相信任何一种流派，具有唯一的前卫性和批判性，我们生活在它们建构的种种希望和种种缺陷之中。

 

赵赵是中国艺术家中少有的后现代主义者，和多数艺术家不同，他并不沉迷于一种新艺术的革命，或是过往某种正典艺术的复兴。在这些琳琅满目的作品里，我们看不到艺术进步或是某种艺术形式早已过时的单一信条。我们很难像白南准那样在1970年宣称，在资本主义和科技兴起中，影像具有唯一的正当性和前卫性。传统的绘画技艺在如今依然有着它的魅力，媒介决定论和优先论的信条在艺术界早已瓦解，一件一般的影像作品和一件卓越的雕刻作品的好坏，不再不证自明。

 

和时代趋势相比，艺术家的存在取决于个体的自由。在很长一段时间中，艺术史总是以替代式的发展，新技术不断质疑传统的存在，现代雕塑和装置不断将过去的艺术扔进“历史”和“文物”的系列，这种趋势影响了中国当代艺术几十年。然而赵赵对这段艺术史和当下的理解却是独特性的，它并不试图用当下的图像来反映绘画紧随时代的发展，也不希望在传统的形式和器物的改造中完成对当代的嫁接。相反，赵赵找到了一个方法，通过艺术家传统的主权自由，悬置艺术系统内部的纷争，将当代社会复杂性结构作为一种命题来考量，并将所有已知的艺术形式和语言进行整合，以超越艺术原有的时间性和空间性序列，重新建构时间和空间的意义。

 

显然，这是一个很少有人触及的领域，这也解释了为何赵赵近几年的创作中出现了大量博物馆式的展柜，上古时期的文物，各式艺术风格和媒介的创作，他试图寻找一个答案：如果我们还能称“现在”为一个完整世界，它的精神特征一定是分裂和含混。不同的体系，多重的标准，差异性的价值，已经最大可能的动摇了我们习以为常的传统和艺术。艺术的唯一性答案，在离奇而又确实的工作中黯然失色。

 

沿着对真理和答案的探寻，赵赵创造了只属于这个时代，又可以重塑这个时代的艺术，他以混乱反观混乱，以复杂重现复杂：“现在”是传统的，也是当代的，是平民的，也是文人的，是学究的，也是商业的，是消费的，也是永恒的，是地域的，也是世界的。他们有时精准，只有 YES or NO， 有时空泛，只是无聊的全无关系，似是而非的结论使答案变得扑朔迷离。它们比“提炼”和”概括“，更接近于真实，以至于，在这些艺术作品背后，我们难以清楚的描述在坚硬外表下的空洞无物，或者相反，洞悉那些柔软背后的深邃目光。

 

 

西部三部曲

 

2015年秋天，阔别故乡已久的赵赵，决定回到他的故乡，带着他在北京形成的数十年的经验，去完成他最为重要的一件作品《塔克拉玛干计划》 。赶在那年下雪之前，赵赵回到三千公里外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这里是他父辈们努力工作一生的地方，也是自己最初童年的记忆。

 

之后，100公里的电缆、几十个变压器、一台双开门的电冰箱、几十人的工作团队，分成四辆货车，经过5天的时间，由北京抵达沙漠北端的小镇仑南。赵赵将沿着沙漠公路的边缘，穿过一片胡杨林，在沙漠中铺设100公里的电缆，直至抵达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中心地带。最终他将这段电缆链接一台电冰箱，里面放满啤酒，通电后运行24小时。

 

这个在北京看起来特别容易的观念，毫无意义的行为，无意间开启了影响赵赵数年的西部旅程，并由此开始了“西部三部曲”的序列。一段经验，会给予另一段经验启示；一段历史，也会因另一个迥然不同的事实的发生，再次鲜活的延续生命。两年后，赵赵重启了《塔克拉玛干计划》的延续，他将生活在塔克拉玛干沙漠附近的一只双峰骆驼，移入展厅，在这座充满现代气息的城市空间中生活10天。只是骆驼和它所象征的自然文明在几个世纪的变化中，早已失去了在贸易和文化交流中的实用功能，变成了展厅中的一个活动的景观，旅游景点里的风情，成为历史进化论中一块活着的化石，一部早已消失的西部往事。

 

西部遥远而又悠长的历史，广袤的天地无限，给了赵赵更大的时空观。它也提供了另外一种历史维度，这里的自然远比人类更长久，无论日夜交替，晴雨变化，这片沙漠只遵循自己的规律，在大地上安然喘息。赵赵也由此拉开了一段重新讨论工业崛起与自然文明，悠长的历史与瞬间的现实，现代法则与远古信仰的序幕。

 

2018年，赵赵在唐人的空间中，铺设了一片巨大的沥青地面，中间镶嵌着由黄铜、不锈钢、黑铁、蓝铁组成的动物形象，作为西部三部曲的第三篇章。彼时，展厅的沥青地面散发出静默的光辉，反光的碎片，纯洁无暇，迷幻而又肃穆。曾经柔软的皮毛，猫的形象和故事，变成了坚硬无比的金属，压在黑色的大地上，几乎接近于不朽，它所象征的信息、生长、生命的意义，被置于更波澜壮阔的历史与现实之中。

 

“西部三部曲”，既是赵赵的西部往事，也是重返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这里经历了无数文明和朝代的变迁，成为一个自古以来人类足迹、血脉、文化、历史的西域通道。几千年来，这里的人们接受着神灵的安排，他们世代繁衍不息，遍布沙漠边缘的河流与绿洲，拿着坎土曼耕种，沙漠、河流、风和人类，彼此相安无事，在歌舞和谚语中诗意想象，比喻造物主的智慧，他们有着自己的生命逻辑：这里的诗歌是路途遥远，悲欢离合，这里的哲学是对土地的亲吻和神灵的颂赞。“西部三部曲”对赵赵有着截然不同的意义，从那时起，西部的印记遍布在赵赵的作品中，白色的棉花、风化的遗址、消失的古文字、石窟里的千年造像、西域日常的瓜果与食物，或是他个人的成长记忆，和父辈、故乡的冲突，与自己过往的对话。

 

亦如《禅与摩托车维修艺术》中的那段往事，波西格带着对现代社会的困惑，踏上前往西部的旅程，在自然和“禅”中寻求真理，直到看见大海的那一刻，找到了生命的真谛，完成自己与现代社会的和解。多年后，“西部三部曲”也成了赵赵的精神之旅，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中心，打开冰箱的一刻，航拍机遥遥上升，记录下一个奇幻的光点，在历史的巨变和它背后辽阔汹涌的欲望中，俯视兴衰，见证生死，消失在茫茫无尽的夜色。

 

相隔几个月，赵赵回忆那一瞬间时说，都不在了，很科幻，很大片；但又很土，很微小，特别灰。

 

 

漫长的一天

 

一天有多长？科学可以给出明确的答案，然而时间的长度，并不取决于科学。

 

对于整个宇宙而言，人类的历史不过是其中漫长的一天，相比人类而言，一个时代也不过是其漫长的一日，但对个人而言，漫长的一天足以改变一生的种种。

 

时间的长短总由我们的心绪和视界决定，也因时间、空间的距离而变得浓淡不一。如果这个时空够短，我们还能最大程度的贴近发生的原貌。如果这个时空够长，悲剧和喜悦也随着形式的变化而削减，超出我们清晰的想象，变成一个抽象的，美学意味的挽歌。

 

例如，“漫长的一天”在赵赵七年的创作线索中有着各种形态，有横向时间：从一块一亿多年前的化石开始的历史，往后数万年的石耜，商代的甲骨文，盛唐的造像，宋代的瓷器，晚清的寿桃，直到现代的螺丝，几年前的一款耳机。也有纵向的剖面：塔克拉玛干沙漠中心的24小时，纽约白日的天空，北京夜晚的星空。或是对时间雕刻，一天里的12小时，一秒涂下的线条，耗费一年放大的油彩，十几块铭记残骸的金属块。

 

“一天”之所以漫长，也隐含了这样一种历史意味，在那些数千年的时空中，那些被后世视为珍宝和文明成就的器物，不仅承载了浪漫动人的美好故事，或是工匠和艺术家的史诗。它也包含了更为复杂的历史运动，一段文明的衰败，一个朝代对另一个朝代的征服，诸多技艺的消失的惋惜，某种艺术道德和精神的中断。这些种种历史的兴衰起伏，斗转星移，足以让我们感叹时空的转折，万物的恒长与无常，有时一天，确实比一年、一个世纪更漫长。

 

于是，“漫长的一天”对于赵赵而言并非是一种艺术风格，而是一种视角。和那些艺术中的答案相比，它的长短、浓淡和轻重，取决于创作者的生活、眼睛、心灵、个性和复杂的大脑，它比风格更多丰富，也创造了作品中截然不同的流速和密度。“漫长的一天”不是以历史学和社会学对赵赵7年创作线索的客观描述，或是科学史和技术史中，对工艺、材料、风格变迁的研究，而是关于艺术的奥秘，“上帝之手”如何造就这些“物”，它们由哪些灵感、念想、情绪和灵魂造就？漫长的一天中，是什么赏于艺术激情，又是什么使艺术家画的如此善良，开出夜晚的灵光，酝酿日夜劳动中饱含的情感？

 

1982年，赵赵出生于新疆石河子，那是一片在干涸的河床了建立的城市。兵团的生活和荒芜的戈壁，塑造了他对现代生活和自然文明的双重理解。父亲严厉而又残酷的教育，让他很早就有了对正统的逆反，他厌恶任何规训与说教，《歪》中倾斜的金色人像，成了这段经历最好的写照。少年时在散打队的经历，磨练了他的意志和勇气，却让“不切实际”的想象能在艰难和抗争中实现。青年时叛逆与荒诞不经的生活，使他在大学时完成了自己第一件行为作品，也因此离开学校，早早来到北京，在柏林撕下基弗作品的一角，在上海假装盲人度过一天…..他曾为已故的朋友刻下雕像，徒步四天三夜，将他安放在海拔4200米的山顶，又曾在而立和不惑之年间，为出生的女儿，画下父与子的动人肖像。

 

多年来，他的一天，充斥着各式各样的生活，那是人们熟悉而又陌生的世界，努力而又精进的工作，做展览、编画册、做空间，却又过着隐居式的生活，在无聊和孤独中培养着乐趣，养信鸽、斗蛐蛐、系统性的研究茶和器物的收藏。

 

人生从来不是一场科学，一天总是很长，也很短。

 

 

                                                                                                             策展人：崔灿灿

                                                                                                                2022-0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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