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在当下早已不能被描述为人类活动的一种副现象（epiphenomenon—伍德沃斯语）；在后现代主义和哲学语言学转向对世界复杂现象解释出现疲软的今天，“心灵研究”或许成为人的慰籍之所。心，如何感知外物？梦，何以在对抗命运和时间的实践中层出不穷？记忆，又是隐匿在何种意识运作中才被串联起来？历史中出现的无数“开梦元勋”，表现出对严肃定律和逻辑严密性的逆许。艺术，定是抵抗的途径之一。以此为起点，展览从记忆、戏谑、意识流三个具有启发性的概念出发，展开在长短宏微的心理星河中的漫游。

 

亨利·伯格森（Henri Bergson）将艺术理解为一种“直觉”，而弗雷德里克·沃尔姆斯（Frédéric Worms）则将伯格森的理论描述为一种美学造化：“散落着一个既存在又不存在的美学的光芒碎片（les éclats）”。伯格森的叙述和所指：“直觉”和“碎片”交相呼应，对后人编织了迷离的心理图景，这种双重性和多层感与当下的情绪生态相似。面对意识世界和物质世界的双重压迫，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与汤姆·斯托帕德（Tom Stoppard）也以戏谑之美做出强大的回应，创作者将自我意识作为一种诙谐的武器。意识流也使心理学不仅是科学研究，更为文艺创作提供诸多可能。记忆与幻想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倒错感，以及象征性所指，使意识流与艺术表达不谋而合。杵立当下，直面这个复杂多变的时代，艺术的形态和定义也更为多元化和多义性。在意识中涌动的记忆和碎片的来回折射中，艺术家们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表达着对我们这个时代脉搏的探查，对人类社会生态、理想和道德悬而未决之问题的关切。

 

绘画作为一种行为、一种过程、一种记忆或一种幻觉，不断在探索事物的本质。诺娜·加西亚 (Nona Garcia) 的作品以其鲜明的现实主义风格凝炼了人眼对自然与生态的注目；在透明与隐蔽、框架与自然、崇高与日常之间建立二分法。展览中两幅尺寸巨大且具体而微的画作，描绘了她生活周遭的微观景致。图像像被压抑的记忆，诺娜将视觉转移到忽略的事物上，使日常看不见的事物变得可见。我们所看到的不再是石壁和树林的写照，倏忽间，由形状、纹理和空间生成的构图变成了一堵叙事的墙和角落。也许很久以前，有人在这面布满青苔的岩壁上跋涉，树林间隐约可见的DIESEL物件也透露着人类经停的痕迹，画作凭借自身性质的纯粹和同质性，把记忆储存起来。在记忆与文本、古典与当代的切换之中，章犇的绘画编排着复杂而精确的视觉秩序。画面中的教堂、摆钟、方向标、巴别塔、星球等形象，构成了他的绘画的修辞。日常随手涂抹的形象、想象的图景、阅读中的联想、旅途中的照片被章犇分类整理成各个文件夹，经过长时间的思维发酵，这些记忆的碎片会无意识地组合成浮动的画面，最后形成画面中恒定的秩序感。

 

卡梅隆·普拉特（Cameron Platter）则陶醉于荒诞的图式、隐藏在孩子气的嬉戏之下的，对我们这个时代的险恶底线的调查：资本主义、阴谋、殖民主义、道德堕落、人性和苦难。他使用哑剧、超自然景观、媚俗美学以及物体及其化身之间的滑稽碰撞，传达了人类文明中令人不安的部分。通过正面和负面的碰撞循环，艺术家将欲望和快乐的图像与恐惧和绝望的图像重叠在一起，此种冲突机制似乎拓展了美学的戏剧性。高瑀的作品及命名大多一语双关，关联着对当下处境的回应和诘问。苦瓜、小狗、猪八戒等活泼的形象及词汇，带着拟人化、自我异化的特征，戏谑的方式实现了某种对现实世界和艺术系统内部问题的试探，缺损的快乐及幽默以松解言不由衷的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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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种焦虑似乎失效于杨纳描绘各种“玩偶化”的形象之中，超现实主义的手法仿佛描绘的是奇趣狂想的梦境，交织着艺术家的情感与意识，用以光滑的卡通形象悬置了人类的扭曲状态。时间与空间、现实与梦境倒错辉映，联袂上演，任何具体描述都让位于意识流所生发的可能性之中。罗德尔·塔帕雅（Rodel Tapaya）对于图像元素组合及重新编辑的概念和过程，使众多图像碎片被精心组合，模仿之物被选择，一一被叙述、转喻、弥散于画布。某些存在经验背景、以无名而富有表现力的梦幻元素极力混合，最终转化为更为史诗般的人类文明寓言。